我曾經對問路很恐懼，有一句話：「路是問出來的。」這能耐卻得花工夫磨練。去日本姬路城時我們想看紀念劍客宮本武藏的情人阿通的長橋，在火車站問了半天年輕的女站員還是一臉茫然，她找了老同事來幫忙，那位歐吉桑聽到我們的目的地眼睛都睜大了：「想看阿通？」他拿出一支筆和一張紙來：「這個地方已經面目全非，很少人去啦！」我們按圖索驥，在正午的艷陽下走了二十分鐘，終於在一處木造住宅區的邊緣看見一塊草地，中央站著一座雕像，綁著髮髻、繫著短和服、穿著木屐、臉上淡淡的微笑，那就是在家鄉苦苦等候浪人武藏歸來的阿通呀！可是長橋已經沒了，她像活著的時候一樣寂寞地站在小路的一隅。如果沒有那位歐吉桑，我們怎麼找得到她呢？
剛搬來蒙特婁的那些年，惶惶惑惑適應生活的劇烈變動，學車、找房、報稅全是挑戰，我常常捧著厚厚的政府文件到處問，問某個英文字或法文字的意思，問某個證件某個手續怎麼辦。然而，抱怨是抱怨，我卻發現很多事不再那麼困難，出門在外，彷彿每個異地不過是蒙特婁的延伸、每個膚色不同的陌生人不過是魁北克人的變身。幾年後，我初次拜訪歐洲，就把路人全當成鄰居想問就問，恐懼感褪去了很多。
德國人雖然不苟言笑，可是一問路，嚴肅的臉孔就化為親切。在柏林時我從S-Bahn的地鐵站Schoneberg下車去旅館，售票員和幾個正在買票、看去像「黑手」的中年男性都不說英語，我只好自己出門，東西南北大約猜個方向以後就往前走去。幾個路口之後看見一位老太太，忙拿出地址來問路，她也不說英語，卻笑咪咪地指給我看，我們同行了約莫十分鐘，兩人都光笑沒說話，直到我找到了旅館，她揮手向我道別。
晚上我按著旅館櫃檯小姐的建議去西柏林的名牌大街Tauentzienstrasse，那個星期U-Bahn地鐵和公車都罷工，我足足走上四十分鐘的路，每走十分鐘就問一次，疑惑著到底到了沒。先是一家寢具店中年的店主夫婦，又是一家打烊了的花店正在忙著整理鮮花的四個年輕店員，接著是Bulowstrasse的交叉口一家大型電腦量販店，那位穿著保全公司黃色背心的男士很靦腆：「其實我才來柏林工作沒多久，但是我們一起找找看。」他攤開地圖努力查卻不得要領，神情很窘，額頭上竟有汗水流下來，他膚色有些暗沉，是移民嗎？然而他的友善和德國人並無二致，後來我終於在一家豪華旅館門口一位英俊的服務員指引下到了熱鬧的市中心。
第二天我跟著一群西班牙來的大學生坐地鐵去步行參觀團的集合地點，她們在車上說著我聽不懂的話，我狐疑著什麼時候得下車，身邊那位約莫五十歲的紳士突然轉頭告訴我：「她們說再兩站就到了。」我很吃驚：「您說西班牙語？」他笑：「我自己學了兩年了！」
語言的隔閡是一個考驗，可是只要試，仍舊問得到路。在巴黎我操著蹩腳的法語與人交談，發現巴黎並不像傳言所說的自大無禮。去蒙馬特時坐4線地鐵在Chateau Rouge下車，這車站外人行道上垃圾桶滿得溢了出來，廉價的鞋店和服裝店林立，還有很多黑人男性捏著一疊厚厚的紙鈔叫著要換硬幣，不知是何用意。我按著地圖走，在一條往山上爬的小巷踏進一家咖啡館，那是早上十點多，我既然是唯一的客人，就放心把包包擱著，走到櫃檯邊問那位老店主該怎麼去聖心堂，他拿出一張紙來畫給我看，說沿著小巷繼續往前走再拐彎就行。
我回餐桌時老先生突然跑上來，氣急敗壞地把桌上的包包提起來掛在我的肩膀上：「小姐，不能這樣放！這附近好多壞人，他們的眼睛都在看著你！」他把兩隻手掌貼在下眼皮做出窺視的表情：「一定要隨身帶著，他們都想拿你的東西！」他認真地幫我把包包的揹帶拉齊，我連忙直說謝謝。吃完早餐後櫃檯多了一位男客人來喝咖啡，付賬時老先生仍舊頻頻交代：「要小心，很多壞人看！」又轉頭問：「你說是不是？」那位男客人也重重點頭，接著站起來幫我開門。那天我在聖心堂前看到一群黑人抓著觀光客「祈福」，硬給人在手臂上綁一條彩色絲帶然後收10歐元，老先生說的果然不假，風景秀麗的蒙馬特其實不單純呀！
我所居住的蒙特婁送給我為了解決問題一定要與人交談的勇氣，而一旦開始與人交談，自我與外界的膈膜就奇妙地消失了。問路不單是找方向而已，那對話的短暫時光還揭示一個城市內裡活生生的靈魂，我親眼看見的常常是美好的心地，這也是繼續在旅程中問路的動力。
Text / 林承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