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簡、低調、洋溢對自然的崇尚，日本與北歐風格之間，似乎隱約有著不少共通的特質。是純粹的偶然與巧合？還是有什麼藏在歷史裡的淵源？

日本和北歐，幾乎是位在地球兩端的地區，卻在150多年以來，隨著一波波藝術、文化及生活物件的交流，如遠方的知心好友般建立起內在相契的緊密連結。這股日本對歐洲藝文造成廣泛影響的現象，不僅造就「日本主義」（Japonisme）一詞的誕生，也為北歐從19世紀中期到當代的藝術及設計帶來了嶄新的視野。

鎖國開門　席捲歐陸的日本熱潮 

日本與北歐國家的接觸，最早可以追溯到「鎖國令」解除的年代。自日本於江戶時代頒布「鎖國令」的1633年以來，除了中國和荷蘭船隻能進入長崎港之外，所有外國船隻或使節的來訪全都被拒於日本國門外。然而，隨著1853年美國海軍艦隊叩關的「黑船事件」之後，促使了日本開啟國門與外接觸，俄、英、法等國家紛紛與日本簽訂貿易合約，丹麥也在1867年與日本簽訂友好貿易協定，成為英、法之後，歐洲最早和日本往來的國家之一。

浮世繪、和服、漆器等洋溢著異國情調的日本藝術品及商品自此湧入歐洲，在歐陸掀起一股對日本的狂熱，對北歐國家來說，在這股風潮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非丹麥莫屬。根據資料顯示，丹麥最早對日本的紀載出現在1863年，在這本丹麥中尉遊訪日本後出版的書籍中，不僅記錄了他對日本住宅、服裝、商品的著迷，還特別對織品及服裝的細緻作工表示驚嘆。此外，丹麥藝評家Karl Madsen在1885年出版了第一本針對日本繪畫的北歐語系專書《日本繪畫》（Japanese Painting），一出版就廣受歡迎，在書中不僅介紹了日式傳統佛教繪畫，也首度引介了浮世繪（ukiyo-e），以及浮世繪大師葛飾北齋。

浮世繪、異國情調、花草鳥獸　19世紀最潮的和風元素 

在日本風潮席捲歐洲的初期，與其說藝術家們是對真正日本感到興趣，倒不如說是對浮世繪中，那些由藝妓、演員、市井小民所建構出神祕而詩意的生活充滿想像。瑞典知名藝術家Anders Zorn於1888年繪製的《The Misses Salomon》，畫中女孩特別做和服打扮，連頭髮上都裝飾了髮簪，背景屏風也是東方風情十足的竹子圖樣，可以見得日本風格時髦的程度。

讓藝術家們有感的不僅有異國情調氛圍，浮世繪使用的木刻版畫技法，以及在日本過年期間加上祝賀文字的摺物版畫（surimono），也意外地賦予藝術家新的繪畫筆觸靈感。在這類型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知名挪威藝術家孟克（Edvard Munch）的代表作《吶喊》（The Scream），在這幅作品中，描繪火紅天空及奧斯陸峽灣的流動線條，就是受到浮世繪的木刻技法影響。原本在浮世繪中常用來形塑海浪波濤的紋路，在孟克筆下幻化為表現內心掙扎扭曲的創新筆觸。

此外，由於日本傳統神道教對自然的崇拜，日本對於大自然有著特別的專注和著迷。神道教相信大自然擁有讓人們快樂、長壽及充滿正向力的能量，屬於「萬物有靈」式的泛靈信仰，因此大至富士山、海浪、櫻花樹，小到蟲魚花鳥、草葉等，都能成為日本人關注並重新演繹於生活中的對象。對北歐藝術家及創作者而言，儘管不擁抱相同的神道教信仰，但是透過日本凝視大自然的新視野，加上日本藝術強調的不對稱性、簡約、以及風格化特質，對亟欲掙脫歐洲舊式藝術框架的藝術家們，不啻為一股解放的新助力。

以收藏超過200多幅日本浮世繪版畫的印象派大師莫內（Monet）來說，當他在1895年遊覽挪威並且畫下《Mount Kolsaas in Norway》時，就曾在書信中提到，「這樣美好的景色就像是置身日本才能體驗到的吧」，透過他飽覽浮世繪作品的眼光與對日本的嚮往，莫內眼前的挪威山景像是換上新的身分，而成為了藝術家筆下獨特的主角。

再將目光轉到另一幅由SMK典藏、出自丹麥藝術家Laurits Andersen Ring的作品《The Artist's Wife》，畫面中藝術家懷孕的妻子置身於粉嫩花海的景色前，即使花園本身為歐洲風格，但充滿裝飾性的畫風、以及女子靜靜佇立頗富禪意的寧靜時刻，也被認為是受日本藝術影響的藝術代表作之一。

向日本學習的北歐設計大國─丹麥 

這股日本風潮逐漸從藝術蔓延至設計領域，接下來讓我們將視線轉向由丹麥設計博物館策劃的《LEARNING FROM JAPAN》展覽，就能更進一步以丹麥為田野，審視日本主義風潮的對這北歐設計大國的影響。

在19世紀中期，北歐的設計與藝術領域，同樣都受到日本花草鳥獸這類自然趣味的影響。以丹麥著名設計師Thorvald Bindesbøll設計的椅子為例，這張曾在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上展示的作品，椅面採用嵌花刺繡的布料工法，流線而抽線的紋樣，描繪著花朵與綠葉的寫意形象，集自然元素與浮世繪筆觸於一身。

而談到日式花鳥草葉的影響，就不能不談知名瓷器品牌「皇家哥本哈根」（ROYAL COPENHAGEN），以及已經被其收購的另一瓷器名廠Bing & Grøndahl。在1885年時，阿諾‧克羅格（Arnold Krog）與皮特洛‧克隆（Pietro Krohn）分別接掌這兩間瓷器大廠的藝術總監，在兩者作品中，無論是Bing & Grøndahl瓷器上立體生動的昆蟲蝴蝶形體，或是皇家哥本哈根瓷器上雅致的唐草花葉紋路，都能明顯嗅出這股西漸的日本風潮影響力。

從表層圖紋到工匠設計思維　歐陸和風的當代進行 

在19世紀中期第一波的日本風潮之後，曾於1910年代盛極一時的新藝術風格也逐漸淡出丹麥，取而代之的是回歸經典、講求簡單型式、以及質材功能的設計趨勢。而延續著這樣的基調，當第二波日本主義風潮於1950年代再度於丹麥興起時，設計師關注的焦點不再是異國風情及表淺的圖形紋樣，反倒朝向質樸而純粹的自然面向探索。此外，丹麥設計師也開始更聚焦於對日本匠人精巧手藝與工藝製程的關注。

丹麥與日本均屬貴重資源相對不豐盛的國家，國土中面積廣大的繁茂森林成為重要的天然資源之一，這個先天因素意外地讓木工藝成為兩國最有共鳴的設計交流領域。在《LEANRING FROM JAPAN》展覽中，特意將丹麥設計大師Grete Jalk於1963年設計的GJ Chair，以及柳宗理於1956年為天童木工設計的蝴蝶椅並置，展現出當時丹麥與日本在曲木家具設計上極簡而具工藝突破性的共通特質。此外，展覽中所展示的丹麥大師Finn Juhl設計的FJ5065胡桃木邊桌，為家居空間帶來無拘束的輕鬆氛圍，這源自低矮和室桌椅的設計靈感，也顯現出在材質及工藝技術之外，連無形的日式生活風格都成為影響丹麥設計的要素之一。

談起近半世紀以來，丹麥建築及設計師為何仍對日本如此著迷的議題時，策展人Mirjam Gelfer-Jørgensen指出：「丹麥與日本共享了一種對優良傳統質材的專注，而非僅著重於華麗的外表裝飾。對很多丹麥藝術家或設計師來說，日本那種『由下而上』深度理解材質與製程的設計傳統，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透過丹麥設計博物館及策展人Mirjam Gelfer-Jørgensen的深度剖析，在歷史大時代與藝術設計者的創作思維之間，重新感受策展人眼中兩國間共享的「美學連結」（aesthetic kinship），套句策展人的觀點，「向日本學習的過程，不是模仿，而是如何轉化為一種獨立的語彙」，對無論在歷史及文化上也與日本連結甚深的台灣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從當代丹麥設計窺看日本風格 

丹麥知名燈具品牌Le Klint，於1944年在市場上推出以日本摺紙（origami）為靈感的Model 101紙燈。Le Klint持續研發出多款摺紙燈具，而每件燈具都是由工匠師手工摺製而成。有趣的是，這件現正於《LEARNING FROM JAPAN》展覽中亮相的Model 101，早在1942年時即首度公諸於世，而當時就是用來裝飾仍稱為「丹麥裝飾藝術博物館」（The Danish Museum of Decorative Art）的丹麥設計博物館。

在設計及工藝層面，又以木家具及陶瓷餐具，最能看出丹麥與日本兩者間的影響與交流。以丹麥設計大師Finn Juhl在1953年設計的Model 137的日式沙發為例，這座沙發特色不僅擁有偏低的和室風格設計，椅框架構更是以日本廣島縣甘日市湖上的鳥居水門（Miyajima Water Gate）為靈感，從椅座背後看去就能發現這隱藏的巧思。

由丹麥設計大師Jacob Jensen於1967年設計的咖啡壺（左），帶有1950年代後以功能與極簡為導向的設計風格。與知名丹麥建築師Knud Holscher相同，Jacob Jensen回歸材質本身、專注於功能的極簡風格，靈感均汲取自日本簡約低調的器物美學。由陶藝家Snorre Stephensen於1984年設計的餐具組（右），從木製托盤、無把手茶杯、小型醬油瓶的設計，到容量小巧、形式多樣的陶製碟子，都顯現出日式餐飲習慣對於當代丹麥陶藝家作品的影響。

畢業於丹麥設計學院的知名設計師Hans Sandgren Jakobsen，曾於獲得獎學金於日本學習設計一年，而他在1998年設計出的gallery椅，整體風格極簡，並且將合板曲木的彎曲度發揮到極致，兼具創新工藝與美學風格。目前Hans Sandgren Jakobsen持續為丹麥及日本品牌打造設計作品。

新一代丹麥設計師Rasmus Fenhann以赴日本見學期間獲得的靈感，打造出名為「Hikari」（日文意指「光」）的燈具，並於2010年入選為丹麥藝術基金會（Danish Arts Foundation）的「年度丹麥工藝系列」。採用幾何多面體結構設計，穿越手工和紙透出的光線顯得均勻柔和。設計師曾表示，日本對材質及細節的講究對他的設計帶來許多啟發。 
 

文／方敘潔

攝影／方敘潔

圖片提供／National Gallery of Denmark、Designmuseum Danmark

本文選自《LaVie》2017年4月號 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在倫敦薩默塞特府（Somerset House）的樓梯間，一場輕盈卻深刻的相遇正悄悄上演。由隈研吾發起的實驗團隊SEKISUI HOUSE – KUMA LAB，透過「Paper Clouds（紙雲）」這座漂浮的和紙裝置，把日本工藝、自然意象與未來建築研究一同帶進2025年倫敦設計雙年展，邀請人們重新想像材料與空間的邊界。

和紙雲朵飄進18世紀英國建築

走進由William Chambers設計的古典石階，你馬上就會被一片片的雲朵吸引目光。共約70片的雲朵以紙纖維製成，再用金色絲線輕輕懸掛，自樓梯最高處如雲瀑般垂下。

「Paper Clouds」作品靈感來自日本繪畫中「すやり霞（Suyari-Gasumi）」的技法，創造出如薄霧般若隱若現，卻又能呈現具體的質感。看似輕盈的裝置，背後卻承載建築材料創新的實驗精神：要如何在極致輕薄中，依然保有足夠的結構強度？

傳統工藝的當代技術突破

為了達成這種「有重量感的輕盈」，KUMA LAB開發了一種嶄新的和紙工藝，使用與傳統和紙相同的楮樹纖維，但卻不是製作液體狀的紙漿，而是製成濃稠的糊狀物，再以手指壓出格狀紋理，創造剛性與立體感。而每塊乾燥後的「雲朵」擁有如淺碗狀的造型，其輕如羽毛，卻具足夠強度懸掛於空中。KUMA LAB計畫將這項技術擴展到更多實驗，例如3D列印和耐候性塗料，希望未來能運用在永久性建築中。

材料、文化、藝術的交會點

「Paper Clouds」不只是一個視覺裝置，它也觸及聽覺與身體感知。本計劃邀請到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小町碧為此創作全新作品，錄音過程中還特別捕捉了和紙貼近肌膚所產生的摩擦聲。共同策展人Clare Farrow認為，這是東西方之間的一場對話——從和紙、金線到18世紀石階，材料跨越時間和文化，日式工藝的輕盈感與英國古典建築的厚重彼此對照、也互相映襯。

即便隈研吾事務所（KKAA）已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建築團隊之一，其仍然堅持透過這些小型計畫，找到持續創新的能量。隈研吾曾表示：「大多數業主都非常注重安全，希望重複既有的設計方式，只有在這些小實驗中，我們才有機會挑戰未知或是測試新材料。」

這部電影不要你黏在椅子上看，而要你起身走進一棟台灣老公寓，穿梭廚房、客廳、臥室等空間，慢慢拼湊出曾發生在此的破碎婚姻故事。你的移動步伐，將推動故事前進。

這是台灣張碩尹工作室、英國爆炸理論（Blast Theory）共同製作的「互動式電影」作品《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於年初拿下2025美國西南偏南藝術節（SXSW）混合實境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後，回到台北於7/4～7/20限定兩週展出。

「走進」老公寓，拼湊一段破碎婚姻故事

《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由蔡弦剛執導，夏騰宏與柯念萱主演，背景設定在一間台灣老公寓，文本圍繞著一個在災難中破碎崩解的婚姻故事。這不單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件觀眾可與之互動的沈浸式裝置。有趣的是，觀眾不需要穿戴任何裝置，而是透過「AI視覺感測系統（AI Computer Vision System）」體驗。

觀眾將置身一座台灣住家的等比例平面圖上，地面標示著4個空間：廚房、客廳、臥室與浴室。每當觀眾踏入其中一個房間，AI系統便會偵測觀眾的移動，切換到該房間的故事。透過在空間中移動，觀眾將慢慢拼湊出一對伴侶曾在此生活的痕跡。

觀眾的「互動」也是看點

由於每場次的觀眾人數可能不只一人，因此觀眾之間發酵的狀態也成為觀看的重點。AI視覺感測系統會在偵測展間的人流後，決定該切換到哪個視角，因此觀眾彼此互相看眼色、牽制與角力，干擾和合作，都成為了觀看作品的趣味。

這部「互動式電影」打破線性敘事，給予觀眾更多摸索的空間，建構出新型態的觀看體驗——作品的敘事仰賴觀眾的移動進行，甚至可以說是「沒有觀眾，作品就不存在。」創作者亦不刻意講故事說明，轉而注重傳達作品的情感氛圍，交由觀眾填補空白。

「我特別喜歡觀察人們如何和作品互動，努力了解故事的樣子，甚至還曾看見觀眾一隻手放在房間、另一腳放在廚房，試驗著試圖混淆系統的滑稽舉動，發展出團隊從未想過的互動的方式。」——爆炸理論業務經理Anne Ruper

為何以「家」為題？一座壓抑籠罩的劇場

「家」一詞往往讓人聯想到庇護、歸屬與安穩，但創作團隊回溯電影史中大衛・林區《驚狂》和米哈伊・哈涅克《隱藏》當中對「家」的詮釋，卻是潛意識中瀰漫壓抑和焦慮的劇場。於是在《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中，「家」成為觀眾走入作品敘事的核心，當觀眾穿越不同房間，也彷彿在夢境般的空間，探尋此地曾發生的婚姻生活痕跡。這樣的結構不僅回應了潛意識如「記憶宮殿」般的運作機制，也讓觀眾的「觀看」，從被動變成主動的心理參與。

另一方面，家作為最小單位的社會結構，不只受到內部情緒影響，也受到外部局勢的牽動。從歷史和社會脈絡來看，台灣長年受地緣政治影響，有著身份認同的討論；英國社會則長期面對移民問題，及近年的脫歐危機和通膨困境。因此，這次跨文化的台灣與英國團隊，從彼此對「家」的理解出發，重構一個想像的個人空間，並藉此探討所謂「家」的樣貌。

SXSW評審團在授予獎項時表示：「這件作品讓我們感受到迷惘、沮喪和彼此疏離。一開始只是悶燒著，但是最終成為空間、故事、科技和人類行為之間產生了意料不到的聯繫和交會舞蹈。」

以互動性、社會批判串起的藝術實驗

來自英國的爆炸理論（Blast Theory）常透過互動藝術探索社會和政治議題，他們結合表演、遊戲、影像、應用程式、裝置藝術等，將觀眾置於非尋常、甚至令人不安的體驗當中，邀人們透過親身參與日常難遇的景況，開拓看待社會的新觀點。像是在作品《觀看的機器》中，觀眾便被邀請參與一場搶銀行的角色扮演遊戲。

張碩尹與爆炸理論的合作始於2016年，當時他在爆炸理論位於英國布萊頓（Brighton）的工作室駐村一個月。他回憶：「當初觀看到的，是藝術計畫除了成為展覽中的展示品之外，能夠成為溢出社會建制的『事件』。藝術家能夠透過藝術計畫的靈活與機動性，連結各形各色的人事物，進一步成為寬廣世界溝通的管道。」受此啟發，張碩尹工作室在2023年夏天向爆炸理論提案，開始《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為期一年半的開發與製作，作品於2025年國西南偏南藝術節（SXSW）全球首映，如今回到台北放映。

此次合作延續著張碩尹工作室和爆炸理論對於「互動性」的高度興趣，雙方的作品都時常有意識地削弱藝術家的「控制權」，將作品開放給觀眾參與，在這樣的情況下，觀眾也被賦予了「推進作品」的責任——每個人的行動、決策以及與其他陌生參與者當下的互動，都為作品創造嶄新的意義和火花。

《Proof As If Proof Were Needed》台灣首演

展期｜2025.07.04－07.20，期間不公休

地點｜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80號

開放時間｜ 11: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