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只談表面的舞步動作,影像其實可以記錄到蠻全面的,可是裡層有更多複雜的成分,那仰賴不同的方式去留存,譬如圖像、文字,以及我和舞者的身體感受等,有些記憶甚至就藏在肌肉裡。我覺得編舞應該是與時俱進的,記憶舞作的方式也要跟著編舞的型態一路演變,我試著讓自己不固定,跟隨每個作品的特質,找到新的記憶方式。
譬如《關於活著這一件事》這個作品,它就很仰賴文字的敘述。當我的編舞方式慢慢轉換,並不是非得精準到手要在45度、腳要在90度,而是更偏向結構、感受性的,某個段落我可能只寫下了「指引」這兩個字,可是當我去回顧2013年創作的當下、這個「指引」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就很容易可以回憶起這個動作的質地。
好比《空的記憶》的某段,我的筆記像是「曾經住過的家」,別人聽起來可能很空泛、很不精確,可是對我與導演周東彥來說那是個非常深刻的符號,它負載了很多的訊息,這個keyword可以打開你的一整個抽屜。
創作《看得見的城市》時我很仰賴拍照,很多時候是拍一些風景,譬如作品裡談了都更,我拍了拆屋工地的瓦礫,把它夾在某一段的後頭當作附件資料,做為鑰匙之一。這樣的鑰匙可能有好幾把,圖片之外,還有錄音與音樂等等,有時候只是一個字,譬如「拆」。當我在和舞者或設計群工作的時候,就會把這些鑰匙分享給大家。
這些年即興演出一直是我的思考練習與創作課題,譬如前陣子的《混沌身響》,那也為我展開了不同的嘗試。有時候我會在做完即興練習後,把整體的感受畫成一張圖,然後也許搭配一些文字,譬如今天為什麼想到這個流暢的線條,可能是關於風、關於這個風所給予一種自由的感覺,而這個自由的感覺,也許是因為先前去了綠島人權園區所聽見的故事……但有時也可能是極為不真實的抽象夢境。
當我跳自己編的舞的時候,可以用如上的種種方式,把理性記憶、感性記憶和身體記憶連結在一起。而當我做為舞者、去跳別人編的舞的時候,又是很不同的狀態。
香港編舞家伍宇烈的經典作品《男生》在首演20年後重演,邀我加入演出。起初我自己在家看著影片學完我那段短短五分鐘多的動作,就記憶舞步來說,感覺一點都不難。高中時我曾經現場看過這支舞,腦中還留存著對它的印象,我覺得我所找到的氣味跟那很相像,這讓我興奮極了。
可是當我真正見到了編舞者、見到了當年跳這個段落的舞者,卻遭受到一些打擊。他們和我溝通了許多屬於他們的、20年來點點滴滴的重演記憶,於是原本記憶好的舞步,在動作都沒有更動的狀態下,感受卻變了,我也需要再重新整理,在好不容易理解完之後,又再花了幾個月去消化,才逐漸找到我自己的表演方式,那非常困難,比詮釋一個新作品更難。
目前正在排練中的蘇威嘉的《自由步》,對我而言是另外一種挑戰。這個作品本來就不太容易記,一段長達九分鐘的「捲曲」,就包含了許多從理性到感性的非常細緻的層次,排練初期他甚至不讓我們看錄影、做筆記,希望我們完全的只用身體去記憶。後來我發現這種方式的好處,如此一來我們不會被既有的記憶所綁架,有機會不斷地更新。在相隔了幾天重新排練時,我們還能夠記得的,往往是那些最深刻的東西。
關於舞蹈的記憶,我覺得更有趣的問題也許是:「如果編舞者過世了,他的舞可不可以再演?」我自己的想法是不可以。當編舞家不在世之後,他的記憶就再也溝通不出去了,我們也許可以透過影像再去重建舞步,但是難保裡面的失真程度會不會越來越大。可能它需要有個年限,譬如當所有參與過這個作品的人都過世了,就不可以再演了,因為我覺得原始的記憶真的好重要。
Text / 洪瑞薇
Photo / 周書毅提供
※本文由Qbo藝文頻道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