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方敘潔
圖片提供 the Design Museum
走進倫敦設計博物館《從希望到說不:圖像與政治 2008-18》(Hope to Nope: Graphics and Politics 2008-18)展覽大廳,迎面而來的是一張紅底、黃字的大幅海報,這件出自圖像設計師Tim Fishlock以Oddly Head之名發表的作品,上頭印著:「有著好看字型的標語,是無法拯救人類的。」(Slogans in nice typefaces won’t save the human races)標語內容開宗明義地為展覽破題—在這展中,圖像設計才是王道。
還記得2014年底由英國V&A博物館策劃的《不服從的物件》(Disobedient Objects)展覽嗎?那些從1970年代至彼時的各種抗議物件,從裝載擴音喇叭的四輪車、自製防催淚彈面具、抗議布條與旗幟、到女權運動的人猿頭套,在在展現出人造物件的意識型態及政治性。而今年春天,正在倫敦設計博物館舉行的《從希望到說不:圖像與政治 2008-2018》展覽,則將討論範圍聚焦在設計層面,並且鎖定圖像設計為主角,展示出在數位科技及社群媒體大為盛行的這十年來,於全球大大小小政治活動中,曾經撼動人心的圖像設計作品。
政治圖像設計的時代力量
在進一步理解展覽內容之前,我們不妨先從別具巧思的展覽名稱解讀起。展名標題中出現的「Hope」及「Nope」,即代表著這次展覽中最經典的兩張圖像作品,一是2008年歐巴馬參選美國總統時,由美國塗鴉藝術家費瑞(Shepard Fairey)為其設計的競選海報「希望」(Hope),這張帶有普普藝術風格的海報,隨著歐巴馬勝選時的高聲勢,成為極具辨識度的經典之作;而「NOPE」則是2016年11月川普跌破許多人眼鏡當選後,反對川普的抗議群眾以「希望」海報風格衍伸的反諷之作,所謂的N.O.P.E也就是「Not Our President Ever」的縮寫。一款圖像風格鮮明的海報,卻可以在情境不同、時空不同的狀態下,同樣深植人心並引發共鳴,畫龍點睛地提示出圖像設計的力量。
「在過去這十年間,全球政局劇烈變化。邀請我共同策展的倫敦設計博物館策展人Margaret Cubbage和我討論到,潛藏的政治意識型態也許仍然可被指認,但在議題討論的調性和焦點上,政治訊息被傳播的方式,已經完全不同了」,這次展覽的策展人之一、同時也是GraphicDesign&出版社創辦人Lucienne Roberts在談到策展概念時如此表示,「此外,科技在某個意義上民主化了圖像設計。當傳統媒體往那些hash-tag或網路爆紅話題靠攏時,使得圖像設計在傳達給大眾一種政治態度時更顯重要」。
臨場發揮的抗議設計物
展覽中,抗議的主題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包括:2011年到2012年之間,為對抗資本家衍生問題而起的「佔領倫敦」(Occupy London)運動所印行的報紙、2014年香港雨傘革命中使用的雨傘、及2015年反恐運動「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全黑底色抗議布條設計等多項展品,來呈現出抗議運動中行動主義者和示威者所使用的圖像內容。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抗議」的原本屬性使然,許多這類型圖像設計並不一定出自專業設計師之手,反而是由因議題導向而參與抗議的非專業設計素人們,在物資或時間有限的狀態下,即席反應自發地發揮完成,而這樣的狀態,頗具有法國文化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維》(The Savage Mind)一書中提到的「隨手借用」或稱「隨手創造」(bricolage)的意味。
若與V&A博物館《不服從的物件》極具突破性的策展主軸相對照,本次倫敦設計館的展覽內容(尤其是抗議類)很大一部分仍與前述展覽主題相互重疊。然而,在抗議設計及物件之外,從本次展覽比重較低的其他主題分類,反而更能看出些新意與差異。例如:治國之道(Statecraft)、象徵顛覆的符號(Symbols of Subversion)、領袖狂熱(Cult of the Personality)、資料(Data),以及本文最末段會討論到的科技(Technology)。
抗議之外的政治圖像設計,從政治宣傳到資訊圖表
首先,綜覽治國之道類的多件展品時,在對照該政府的政治背景外,我們可以藉由政治宣傳(Propaganda)這概念進一步理解討論。在當代,最具代表性的當然包括來自北韓政府的宣傳海報,及ISIS組織揮舞的黑色大旗。所謂政治宣傳,主要意味著提供經過選擇、為了使某些特定對象受益、相對不全面的資訊內容。這類圖像設計通常是從官方面向大眾的上對下角度,肩負說服群眾的使命,因此常以具故事性的畫面表現張力,並且反覆出現既定的符號(例如:國徽、黨徽、人民群起的身影),力求藉由最簡單、直覺、情感式訴求,達到向廣雜群眾(mass)傳遞單向訊息的效果。
而政治宣傳類設計因為涉及各國或民族背景,也可以從色彩隱含的文化意義作為切入觀察點。以黑色為例,在基督教文化中,黑色象徵著神秘、死亡與邪惡;而在伊斯蘭教傳統中,黑色則被賦予虔敬、神聖的寓意,自1990年代起更成為與伊斯蘭聖戰關聯甚密的色彩。以此不難想見,當ISIS旗幟重複出現在歐美媒體時,除了其殺戮行為引起恐慌外,黑色作為關鍵圖像主色又造成另一層次的心理差異。
其次,在這個政治人物形象時常左右著其前景的當代,各大媒體間透過圖像設計所轉譯呈現的政治人物形象,更加值得玩味。就如同策展人Margaret Cubbage所說「近年來最廣為傳播的莫過於川普的形象,無論你是否關注政治,都能認出他來。」展覽中一口氣排出了50本以川普圖像為封面的雜誌,包括《時代》、《紐約客》、《經濟學人》、德國《明鏡雜誌》等知名媒體都高掛牆面。
此外,除了以人物、故事、或符號創造的各式圖像外,1980年代即出現的資訊圖表(infographic)在數位科技大幅普及的近十年間,成為讓複雜資料更容易被傳播的顯學。展覽中將政治設計的範疇放寬至資訊圖表,從英國《衛報》的選舉情資、以及以金融海嘯為題獲得相關競賽金獎的圖表作品都在其中。資訊圖表盛行的原因,除了圖像資訊溝通化繁為簡的能力外,當然也歸因於其看似公正公開的數字資料基礎。
而以上這一切的政治圖像設計,在不同層面上,幾乎無一不與科技有關。透過網路社群或媒介,圖像設計快速傳播到全球;經由人手一支的智慧型手機,人們拍攝、紀錄、並以之為素材再造成為新的圖像設計;此外,數位介面帶來的觀看習慣及專注力改變,更讓網路世代紛紛成為以圖像思考為主的新族群;當然,更不用說在設計工具上,早已進入數位軟體的時代,而因之衍伸出的後製、修圖等編修手法,更成為進行政治圖像設計時,時常被運用的招數。在這個時代,科技既使得政治圖像設計蔚為傳遞表達意見時的主流方式,另方面也使得無論正反面訴求的圖像都能即刻廣傳,匯集群起的骨牌效應當然也較過往更加驚人。
超乎表面的政治圖像
政治,是人類社群運作中最微妙而影響廣大的活動;而圖像設計,則是當代最具傳播影響力的表現方式。當我們無時無刻不被政治及以其為主題的圖像設計包圍時,不僅是在直面對接的第一時間看懂它所要傳遞的內容,潛藏在圖像設計背後意識型態、文化因素、技術邏輯、以及創造時的環境條件,都可以是為這主題拓展討論深度與廣度的切點。在政治就是眾人之事的前提下,更在數位科技將傳播權力放回個人之手的時代中,政治圖像設計所涉及的,早已不僅僅是圖像與設計的表面而已。
【完整內容請見《LaVie》2018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