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朔回 1910 年代迄今一百年，許多攝影家（或也可以稱之為藝術家）包含先驅 Alfred Stieglitz、Edward Steichen、Man Ray，當代的 Barbara Kasten 與 Thomas Ruff，再到 Antony Cairns、Maya Rochat 和 Daisuke Yokota，透過實驗性的嘗試，挖掘攝影作為一個藝術創作媒介的千百種可能性，更重新詮釋「攝影 v.s 紀實」、「藝術 v.s 抽象」之間的關係。這些精彩的作品解構著攝影和其他藝術創作媒介之間的藩籬。

而這次倫敦 Tate Modern 以光之名，藉由《Shape of Light: 100 Years of Photography & Abstract Art》展覽，試著將攝影和抽象藝術之間交纏相織的故事娓娓道來。

此次特展分為 12 個小展間，從立體主義（cubism）和漩渦主義（vorticism），到 1920、1930 年代的結構主義（constructivism）與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迄至 1940、1950 年代主觀攝影（subjective photography）的興起，一路細細爬梳攝影與藝術創作之間的彼此交織，探討著攝影在抽象藝術裡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包含油畫、雕塑和攝影之間的互動、致敬；到如何透過大膽使用新的材質、不同的燈光和暗房裡實驗性的操作，呈現攝影作品不單只是反射現實的影像、經驗和情感，更是全新的藝術抒發和創作。

日常所見的世界是光的反射成像，而攝影被視為紀錄所見的重要媒介。然而，攝影作品的「真實性」究竟有多高呢？或者該這麼問：攝影作品「創造性」的精髓在何處？又如何與抽象藝術創作互相對話、產生新的對於「虛實」的辯證？

展覽從美國攝影師 Alfred Stieglitz 談起，他不僅是攝影師，也是美國現代藝術重要的奠基者，終其一生便致力於推行「攝影」作為一個藝術創作的形式。從早期畫意攝影（Pictorialism）的風格、主編《Camera Work》替攝影爭取藝術地位，而後轉向凝視攝影的本質——銳利聚焦、對比的直接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攝影師 Paul Strand 等人更藉由各自的作品推崇著這樣的理念，在其拍攝日常物件的作品構圖裡，已無從辨認物件的樣貌——Paul Strand 稱之為「abstractions」。

1920 至 1930 年代，以物件達成「攝影上的抽象」成為一股創作潮流。藉由極度貼近的視角，重組、「陌生化」尋常的物件，或是將可辨認的物件混合著神秘的形體，攝影師們將物件的片段、軌跡、符號甚至記憶，超越攝影這媒介原為「重製現實」的意義。在藝術家手上，攝影跳脫原本平凡「描述真實」的任務， 運用鏡射、扭曲或化學作用，尋找著形體同時創造抽象，展現著想像力的可能。

「我們已經經歷了 100 年『有攝影技術』的期間，以及 20 年有錄製影片技術的時間。可以這麼說——我們從此之後看世界的方式已經完全改變了。」——László Moholy-Nagy

伴隨著德國包浩斯（Bauhaus）的興起，所有藝術創作形式皆被視為平等，攝影被提升至與繪畫、建築同等的高度，被視為當時符合「現代性」的理想創作媒材，其中最具影響力之一的藝術家 László Moholy-Nagy 作品尤其驚豔。這位來自匈牙利籍的畫家和攝影師、同時也是包浩斯學校的教師，擅長從特異的視角去構思如何攝影，呈現簡潔、強而有力的工業感。其攝影作品承襲了結構主義和包浩斯的色彩，也帶著一點向工業與科技致敬的意味，在畫作與攝影中可見現代生活的微型縮影。

 「我想進行關於『光』的實驗。就好比今天你拿起畫筆，開始思忖該如何使用顏料，然後每次該如何下筆一樣。」——Nathan Lerner

而 Nathan Lerner 的《蛋與線》作品，則是一系列在暗房中藉著調控光與物體創造而成。若從攝影的詞源談起，「Photography」一詞源自希臘文，「phōtos」意指光；而「graphé」意指描繪。對於 Nathan Lerner 而言，攝影就像是一場和光影一起作畫的遊戲，換句話說，是跟隨光的變化而隨之起舞的動態過程；每一捲底片，從構思、實際拍攝、選擇沖洗的藥劑、到最終顯影的過程皆為創作。他的作品像是暗房實驗室一般，充滿各種天馬行空地揣測和趣味，試著「描繪光的形狀」，如同畫家拿起畫筆臨摹物件輪廓。

同樣思索創作過程的，還有德國攝影團體 fotoform 的攝影師 Otto Steinert。40 年代之後，攝影與抽象的交集產生更為多元的共鳴，而 fotoform 重新拾起二戰前包浩斯的理念。其中扮演代表性角色的 Otto Steinert，認為攝影創作過程的每個決定，賦予攝影主題更明確的定義與重要性，藉由展覽《Subjektive Fotografie》在世界發起了主觀攝影（Subjective Photography）的運動；其結合當時新科技的實驗手法與技術，強調的並非外在世界，反而審視攝影師的內在心理與狀態，除了具象的作品，其中也不乏許多抽象的創作。

在後現代到當代的時空下，這些藝術家大膽挑戰了不同創作媒介之間的界線，打破現實與抽象二元對立的關係。他們以攝影作為創作，開啟和其他媒介對話的可能性，並且相互辯證、產生新的藝術論述。攝影是展演性的創作，所有行動過程也成為作品的一部份，也藉此被重新賦予其藝術地位——不單只是反映出現實所見，更是藝術家主動性的創作過程與成影。

All images courtesy of Tate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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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夏天北美館戶外廣場展出作品敲定！一年一度的X-site計畫本屆由表層工作室《毛孔城市－佔領計畫》奪得首獎，其將人體散熱機制「毛孔」概念擬態於建築設計，以金屬結構搭載3D列印噴霧裝置呈現作品——從有形的地景到無形的水霧，宛如城市中的微氣候地表系統般，緩解都市的熱氣滯留與循環。

X-site計畫：美術館廣場的空間再想像

北美館自2014年啟動X-site計畫，每年公開徵選以戶外廣場為基地、當代藝術與建築美學為核心的臨時性裝置提案，期待激發人們對於空間的再想像，十年來已發展為台灣新銳建築與藝術創作者的重要舞台。近年來，X-site計畫積極推動對於環境永續、減廢再生的討論，本屆亦鼓勵參賽團隊整合減碳方案與節能規劃，最終徵得的37件提案多數反映出低碳、再利用、淨零等綠色建築概念，同時凸顯與環境意識交融的跨域創作型態。

以「毛孔」為發想的霧繚繞之境

2025年X-site計畫首獎由《毛孔城市－佔領計畫》奪得，創作團隊表層工作室以人體最基本的散熱體制——毛孔——為發想，企圖將毛孔轉化融入建築設計，創造出具「透氣性」的公共場域。為回應本屆的永續主軸，團隊使用輕質的回收鋁材打造主結構，並在大範圍的鋪面上，透過3D列印打造噴霧裝置，讓地景與水霧交織於城市廣場形成如微氣候的地表系統；成品也將呈現光影、風向、濕度與溫度的變動，進而打開觀眾的身體感知，重新定義北美館廣場與人之間的互動行為。

建構觀眾與永續議題的對話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表層工作室大量使用回收材料：以重量計算，建築使用到的材質近四分之一來自回收材料，包含以寶特瓶環保紗材質製作的布質鋪面等；總重量約一半的材料可被再次使用，其中部分可作為永續使用的街道家具，甚至兼具照明燈具的功能。

展期結束後，噴霧裝置也可完整拆卸並重複組裝，甚至成為其他裝置藝術、景觀照明等作品的元件，藉此減少耗材的環境負荷，並提升在地回收材料利用率，建構出營造面的共生循環。《毛孔城市－佔領計畫》透過大範圍的城市實驗地景，讓美術館廣場從單純穿越的步行通道，得以延擴出觀眾與永續議題的對話路徑。

X-site得獎作品的形式突破

評審團指出，有別於過往X-site著重在單一建築量體或物件的形式，本屆奪得首獎的《毛孔城市－佔領計畫》是利用小型物件構成的大尺度格網系統，創造出有密度、有節奏的嶄新空間經驗，進而去對比原本單一的廣場，水霧系統也具有高度的開放性與可親性。

「該作品從點線面、空氣、以自然光線投射到數百個物件所產生的不同陰影，及物件會隨著風向飄散而佔領場所，讓人感受到無形的動態感與呈現出四度空間體驗——作品本身的動態性，讓民眾與作品產生深度的互動。」

資料、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數位洪流席捲全球，在這個紙本閱讀黃金時代彷彿已成過去的嚴峻時刻，《季刊薰風》憑藉獨特的內容定位及精緻嚴謹製作，不僅在如一股清流般在紙本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更榮獲金鼎獎「人文藝術類」殊榮，成為台灣文史雜誌領域典範。這項殊榮的背後，是發行人黃志成及編輯團隊對台灣文化傳承的堅定信念與不懈努力，期望透過《薰風雜誌》，重建台灣大眾史觀。

《薰風》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深思熟慮、精心策劃的結果。它以獨到視角，深入探討、梳理台灣的歷史文化及脈絡，並以極高規格的知識含金量、藝術裝幀設計，呈現一本兼具學術價值與究極美感的雜誌。從發行人理念、內容規劃，及製作流程三個面向，跳脫文史雜誌框架的限制；為「老派」又「浪漫」的紙本，端出任何形式皆無法取代的重磅閱讀份量。

熱情、堅持與對台灣文化的深厚情懷

《薰風》的成功，與發行人黃志成的理念密不可分。一直以來，黃志成對紙本媒體的獨特價值深信不疑，他認為紙本雜誌具備數位媒體難以取代的「安神作用」及「收藏價值」，尤其在資訊爆炸的當代，「拿到一本喜歡的書，你終於會靜下來，然後把手機擱在旁邊」，這份寧靜和專注的閱讀體驗，既是數位時代裡的珍貴資產，更是推進紙本持續向前的動力。懷抱對台灣文化的深厚情感，《薰風》並非流於表面地呈現歷史事實，而是試圖引導讀者深入思考歷史脈絡及與當代社會的關聯性。黃志成說：「我們希望這個刊物是會流傳下去，將來被回顧、珍惜。」這份對文化傳承的願景，是《薰風》得以持續深耕台灣文史的根本動力。尤其，編輯團隊對內容的嚴謹和正確性，更是吹毛求疵，在作者遴選和稿件審核上都相當嚴苛。「我們希望撰稿人在《薰風》的文章都是沒有發表過，縱使這個議題寫過，他也要依照設定的主題重新撰文。」黃志成強調，這份對品質的執著，也反映在其高昂的稿費和圖片授權費用上，即使這意味著雜誌長期處於高成本、低利潤的營運狀態。「《薰風》希望能保留老照片的復古感和文本質量，也重視讀者能攤平閱讀的舒適性，所以選用高成本的手工裸背膠線裝及日本進口紙張和油墨。……我們全部都沒有任何商業廣告，純以銷售量為營收來源。」 黃志成這麼說。這席話，精準地突顯《薰風》製作上的頂尖嚴謹規格，更展現了發行人寧可犧牲經濟效益、也要追求卓越品質的堅定決心。

以細膩視角，重新詮釋台灣文史

《薰風雜誌》的內容規劃，以獨特視角，深掘台灣文史的豐富內涵。它摒棄傳統以政治或重大事件為中心的歷史書寫模式，轉而聚焦於細膩的生活面向。雜誌涵蓋議題，從日治時期的基礎建設（例如：水道、鐵路）、產業發展（例如：鳳梨罐頭產業及藺草編織業）、教育改革（例如：現代化教育體系）、娛樂生活（例如：劇院、溫泉的興起）、醫療衛生等面向，皆透過圖片、文獻以及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專業分析，構築出更為立體、更富意象的歷史圖像。值得一提的是，《薰風》亦深入探討諸如日治時期臺人文化組織的結社、農民抗爭運動，以及台灣人對海洋文化認知等較少被關注的議題，陳述獨到選題目光及挖掘被遺忘歷史的決心。這些主題絕非憑空臆測，而是經過團隊縝密討論和嚴謹考證的成果。「我們同時會執行兩到三期雜誌議題，隨時都在檢討明年、後年的主題。找來的撰稿人也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重量級作者！」黃志成這麼說。正是這份對歷史的嚴謹態度，以及對史料真實性與權威性的堅持，讓《薰風》在眾多文史刊物中脫穎而出。

金鼎獎的榮耀與文化傳承使命

連續三年入圍及連年獲得金鼎獎殊榮，《薰風》不僅展現其卓越的內容品質，也成為台灣文化傳承的重要平台。《薰風》不僅在內容上精雕細琢，設計團隊也勇敢突破傳統知識類書籍的排版框架，將內頁的圖文配比調整至接近一比一的美學。例如，在六頁的3000字文本中，會搭配10到15張圖片，以降低文字的密度，使閱讀變得更加舒適與愉悅。這樣的設計不僅讓讀者深入探索台日文史，還在視覺上提供了一場享受，讓文史的探索不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一場輕鬆的穿越旅行。隨著每期《薰風》季刊的發行，雜誌逐步揭開從清朝統治到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歷史，讓人們得以見證在日治時期，這片土地如何經歷翻天覆地的變遷，展現出其蓬勃的社會發展與文化交融。透過這些精彩的內容與創新的設計，《薰風》不僅記錄歷史，也在每一頁面中喚起了對這段往昔的共鳴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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