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謎名畫《戴珍珠耳環的少女》!藝術大師維梅爾筆下的女孩並不只是少女?

維梅爾 Johannes Vermeer,《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無論被稱為「北方的蒙娜麗莎」或「荷蘭的維納斯」。17世紀荷蘭大畫家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所創作的《戴著珍珠耳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這件不知模特兒身分的油畫作品,在美術史上留下的謎題及所受的關注,三百餘年來從未止歇。維梅爾與梵谷、林布蘭並稱為「荷蘭(Netherlands)最有影響力的三大藝術家」,一生所創作的作品並不多,現今傳世的作品,也只僅僅有三十四幅確定是原作。

 

藝術家所居住的十七世紀初戴爾夫城(Delft),正和荷蘭的其他城市一樣,處於中產階級崛起、反制天主教廷及貴族統治的進程中。戴爾夫城傳統並沒有派駐的主教或領主(傳統的藝術贊助者),但卻因為更早擁有自由,而讓貿易商業驕傲地蓬勃發展。

 

當時的荷蘭藝術圈,正在一個「追求理想化」及「崇尚表現」的氛圍之中。結合了戴爾夫城的經濟發展,許多的畫作中出現了地圖、舶來品和體現品味的符號,取代了傳統的神權及政權象徵。沒有頭銜的平民漸漸有經濟能力,也漸漸成為了新興的藝術贊助者。

 

無論是風景或是人物題材,維梅爾一直秉持科學研究的態度,嚴謹客觀地描繪空間。也擅長運用「透視收縮」的技巧,造成了操縱觀者視覺距離的效果。

 

若以構圖論,維梅爾與描繪對象之間,往往是一種互不相關的狀態,畫家在場景中如空氣般透明。即使相當貼近畫中角色,描繪對象也不會與畫家有所交流。

 

那麼,為什麼《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會如此與眾不同呢 ?

 

她是回眸?還是正轉向要離開我們呢?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肖像畫(Portait),而是一幅臉部特寫(Tronie)。兩者在三百多年前的細節分辨處在於,「臉部特寫」並不求傳達宗教、政治、經濟等主題,也不刻意隱喻或借用符號。是一種相對私人而純粹的繪畫形式。

 

在當時多數畫家,都是從研磨礦物,自行調和色料和亞麻油開始作畫的。由於顏料取得不易,藍色的衣物在藝術史中往往是聖母瑪利亞(Miriam/Mary)的高貴象徵。《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中,少女頭巾所使用的並非較低價的靛青(Indigo)或普魯士藍(Prussian)。而是源於「純青金石(Pure Lapis Lazuli)」的頂級群青藍(Ultramarine)。這種顏料顯色深沉而透明,性質安定,自然要價不斐。

 

本作中模特兒的衣著樣式,是當時荷蘭的勞動者裝扮。毫無上妝(極淡的眉毛)的面容,也顯示了她不會來自於有能力聘請畫家的富裕背景。藉由這些線索,可以推斷她所配戴的大尺寸珍珠耳環,很有可能並不是屬於她的。

 

這女孩是誰呢?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是維梅爾少數望著觀者(畫家)的作品,和其他不經意看向畫家身後的狀態不同,是明確與觀者互相凝視的狀態。這一點說明了藝術家是「在意模特兒的想法」的。

 

維梅爾運用精準的光點,讓少女微張的嘴唇,純淨而深邃的眼神顯得濕潤。也讓少女的神情,就像有很多話想說一般。捨棄了擅長的空間透視,以近乎黑色的背景,讓視覺上顯得更加聚焦,氣質上顯得更加純淨。奢侈地運用昂貴顏料和耳環妝點女孩,明顯地流露出維梅爾希望筆下的女孩「呈現得更加完美」的渴望。也敘述了這件作品/這個女孩對畫家的重要性。

 

在漫長的藝術長河中,《戴珍珠耳環的少女》身分一直是熱論的話題。或許是維梅爾的長女瑪麗亞、或許是友人的女兒瑪格達萊娜,也或許是小說家翠西(Tracy Chevalier,1962)筆下,維梅爾家中的幫傭,甚至是畫家幻想出來的理想女孩。在缺乏史實的狀態下我們很難知道解答。但如果說維梅爾的畫作,可以看見文化、歷史、社會和嚴格的藝術追求。那麼《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中所能看見的,則是細膩的眷戀。在近年的研究,多數的推測都是指向女孩與畫家是之間是存在愛情的。

 

TEXT、PHOTO/ 非池中藝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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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台灣,人文風華:《薰風》的金鼎之路

數位洪流席捲全球,在這個紙本閱讀黃金時代彷彿已成過去的嚴峻時刻,《季刊薰風》憑藉獨特的內容定位及精緻嚴謹製作,不僅在如一股清流般在紙本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更榮獲金鼎獎「人文藝術類」殊榮,成為台灣文史雜誌領域典範。這項殊榮的背後,是發行人黃志成及編輯團隊對台灣文化傳承的堅定信念與不懈努力,期望透過《薰風雜誌》,重建台灣大眾史觀。

《薰風》
薰風第26期「百藝齊綻你所不知道的臺中文化城」

《薰風》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深思熟慮、精心策劃的結果。它以獨到視角,深入探討、梳理台灣的歷史文化及脈絡,並以極高規格的知識含金量、藝術裝幀設計,呈現一本兼具學術價值與究極美感的雜誌。從發行人理念、內容規劃,及製作流程三個面向,跳脫文史雜誌框架的限制;為「老派」又「浪漫」的紙本,端出任何形式皆無法取代的重磅閱讀份量。

《薰風》
藉由各期《薰風》季刊,讀者可以窺見台灣社會在日治時期日新月異的蓬勃發展。

熱情、堅持與對台灣文化的深厚情懷

《薰風》的成功,與發行人黃志成的理念密不可分。一直以來,黃志成對紙本媒體的獨特價值深信不疑,他認為紙本雜誌具備數位媒體難以取代的「安神作用」及「收藏價值」,尤其在資訊爆炸的當代,「拿到一本喜歡的書,你終於會靜下來,然後把手機擱在旁邊」,這份寧靜和專注的閱讀體驗,既是數位時代裡的珍貴資產,更是推進紙本持續向前的動力。懷抱對台灣文化的深厚情感,《薰風》並非流於表面地呈現歷史事實,而是試圖引導讀者深入思考歷史脈絡及與當代社會的關聯性。黃志成說:「我們希望這個刊物是會流傳下去,將來被回顧、珍惜。」這份對文化傳承的願景,是《薰風》得以持續深耕台灣文史的根本動力。尤其,編輯團隊對內容的嚴謹和正確性,更是吹毛求疵,在作者遴選和稿件審核上都相當嚴苛。「我們希望撰稿人在《薰風》的文章都是沒有發表過,縱使這個議題寫過,他也要依照設定的主題重新撰文。」黃志成強調,這份對品質的執著,也反映在其高昂的稿費和圖片授權費用上,即使這意味著雜誌長期處於高成本、低利潤的營運狀態。「《薰風》希望能保留老照片的復古感和文本質量,也重視讀者能攤平閱讀的舒適性,所以選用高成本的手工裸背膠線裝及日本進口紙張和油墨。……我們全部都沒有任何商業廣告,純以銷售量為營收來源。」 黃志成這麼說。這席話,精準地突顯《薰風》製作上的頂尖嚴謹規格,更展現了發行人寧可犧牲經濟效益、也要追求卓越品質的堅定決心。

《薰風》
《薰風》發行人黃志成
《薰風》
《薰風》嘗試跳脫文史雜誌框架的限制,選用高成本的手工裸背膠線裝及日本進口紙張和油墨,在保留老照片的復古感以及文本的質量,同時翻玩版面。

以細膩視角,重新詮釋台灣文史

《薰風雜誌》的內容規劃,以獨特視角,深掘台灣文史的豐富內涵。它摒棄傳統以政治或重大事件為中心的歷史書寫模式,轉而聚焦於細膩的生活面向。雜誌涵蓋議題,從日治時期的基礎建設(例如:水道、鐵路)、產業發展(例如:鳳梨罐頭產業及藺草編織業)、教育改革(例如:現代化教育體系)、娛樂生活(例如:劇院、溫泉的興起)、醫療衛生等面向,皆透過圖片、文獻以及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專業分析,構築出更為立體、更富意象的歷史圖像。值得一提的是,《薰風》亦深入探討諸如日治時期臺人文化組織的結社、農民抗爭運動,以及台灣人對海洋文化認知等較少被關注的議題,陳述獨到選題目光及挖掘被遺忘歷史的決心。這些主題絕非憑空臆測,而是經過團隊縝密討論和嚴謹考證的成果。「我們同時會執行兩到三期雜誌議題,隨時都在檢討明年、後年的主題。找來的撰稿人也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重量級作者!」黃志成這麼說。正是這份對歷史的嚴謹態度,以及對史料真實性與權威性的堅持,讓《薰風》在眾多文史刊物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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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頭城盧纘祥故宅,圖片提供: 《薰風》發行人黃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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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風發行人黃志成先生演講留影 圖片提供: 《薰風》發行人黃志成

金鼎獎的榮耀與文化傳承使命

連續三年入圍及連年獲得金鼎獎殊榮,《薰風》不僅展現其卓越的內容品質,也成為台灣文化傳承的重要平台。《薰風》不僅在內容上精雕細琢,設計團隊也勇敢突破傳統知識類書籍的排版框架,將內頁的圖文配比調整至接近一比一的美學。例如,在六頁的3000字文本中,會搭配1015張圖片,以降低文字的密度,使閱讀變得更加舒適與愉悅。這樣的設計不僅讓讀者深入探索台日文史,還在視覺上提供了一場享受,讓文史的探索不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一場輕鬆的穿越旅行。隨著每期《薰風》季刊的發行,雜誌逐步揭開從清朝統治到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歷史,讓人們得以見證在日治時期,這片土地如何經歷翻天覆地的變遷,展現出其蓬勃的社會發展與文化交融。透過這些精彩的內容與創新的設計,《薰風》不僅記錄歷史,也在每一頁面中喚起了對這段往昔的共鳴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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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風往期精彩刊物 圖片提供: 《薰風》發行人黃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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